会昌六年五月。礼仪使奏。武宗昭肃皇帝祔庙。并合祧迁者。伏以自敬宗文宗武宗兄弟相及。已历三朝。昭穆之位。与承前不同。所可疑者。其事有四。一者兄弟昭穆同位。不相为后。二者已祧之主。复入旧庙。三者庙数有限。无后之主。则宜出置别庙。四者兄弟既不相为后。昭为父道。穆为子道。则昭穆同班。不合异位。据春秋。文公二年跻僖公。何休云。跻升也。谓西上也。惠公与庄公。当同南面西上。隐桓与闵僖。当同北面西上。孔颖达亦引此义释经文。贺循云。殷之盘庚。不序阳甲。汉之光武。上继元帝。晋元帝文皆用此义。盖以昭穆位同。不可兼毁二庙故也。尚书云。七世之庙。可以观德。且殷家兄弟相及。有至四帝不及祖祢。何容更言七代。于理无疑矣。二者今以兄弟相及。同为一代。矫前之失。则合复祔代宗神宗于太庙。或疑已祧之主。不合更入太庙者。案晋代元明之时。已迁豫章颍川矣。及文即位。乃元帝之子。故复豫章颍川二神主于庙。又国朝中宗已祔太庙。至开元四年。乃出置别庙。至十年置九庙。而中宗神主复祔太庙。则巳迁复入。亦可无疑。三者庙有定数。无后之主。出置别庙者。按魏晋之初多同庙。盖取上古清庙一宫。尊远神祗之义。自后晋武所立之庙。虽有七主。而实六代。盖景文同庙故也。又按鲁立姜嫄文王之庙。不计昭穆。以尊尚功德也。晋元帝上继武帝。而惠怀悯三帝。时贺循等诸儒议。以别为主庙。亲远义疏。都邑迁异。于理无嫌也。今以文宗弃代才六七年。武宗甫尔复土。遽移别庙。不齿宗祖。在于有司。非所宜议。四者添置庙之室。案礼论。晋太常贺循云。庙以容主为限。无拘常数。故晋武帝时。庙有七主六代。至元帝明帝。庙皆十室。及康穆二帝。皆至十一室。自后虽迁故祔新。大抵以七代为准。而不限室数。伏以江左名儒。通赜睹奥。事有明据。固可施行。今若不行是议。更以迭毁为制。则当上不及高曾未尽之亲。下有忍臣子恩义之道。今备讨古今。参校经史。上请复代宗神主于太庙。以存高曾之亲。下以敬宗文宗武宗同为一代。于太庙东閒置两室。定为九代十一室之制。以全臣子恩敬之义。庶协大顺之宜。得变礼之正。折古今之纷互。立偫疑之杓指。因心广孝。永烛于皇明。昭德事神。无亏于圣代。

武王率兵车以伐纣，纣虎旅百万，陈于商郊，起自黄鸟，讫于赤斧，走如疾风，声如振霆，三军之士，靡不失色。武王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，纣军反走（《文选。任彦升宣德皇后令》注，《史孝山出师颂》注，《范蔚宗光武纪赞》注，《御览》三百一）。

武王问师尚父曰：「五帝之戒，可得闻乎」？师尚父曰：「黄帝云：「予在民上摇摇，恐夕不至朝」。故金人三缄其口，慎言语也。尧居民上，振振如临深渊。舜之居民上，矜矜乎如履薄冰。禹之居民上，栗栗如不满日。汤之居民上，翼翼乎惧不敢息。吾闻道自微而生，祸自微而成，慎终与始，完如金城。敬胜怠则吉，义胜欲则昌，日慎一日，寿终无殃（宋本《后汉。光武纪》建武二年注，《意林》一，《艺文类聚》二十三，《文选。张华女史箴》注，《御览》四百三十，又四百五十九，又五百九十三）」。

昔孟子谓「以大事小，可以保天下」。光武之诏，其旨亦同，皆古圣贤至当之论。前汉樊哙「愿得十万众，横行匈奴中」；及五代景延广称晋有「横磨大剑十万口」，此皆前代武夫轻妄之言。方今庭议之际，伏望陛下采至当之论，黜轻妄之言，以安国家，则天下幸甚。

自古国家将兴隆平之运、建不拔之基者，则必上天为生贤杰之佐，启佑其主，戴翊其世，而成非常之功。故有商之兴也，汤得伊尹，高宗得傅说；周之兴也，文王得吕尚，宣王得申、甫；汉之兴也，高祖得三杰，光武得寇、邓；唐之兴也，太宗得房、杜，肃宗得郭、李。故皆能光启皇图，成中兴王业。至于我朝，仁宗皇帝享御绵久，道冠百王，泽浸四海，纯诚骏德，格于皇天。故天将锡我宋以无穷之祚，是生良弼，以赞襄大议，定策元嗣，置天下于泰山之安，神器有覆盂之固。时则有若康节张公，以清德直道，奋于寒儒，历职试位，由河东转运使入为御史知杂，正色抗论，以肃朝政。仁宗从谏知臣，眷公甚厚。公感上知遇，夙夜思报。于时国本未立，公因启建储之议，事未果，出典外藩。及拜御史中丞，复进前说。仁宗益爱其言，而将行之，遂用公为执政。至嘉祐末，公既为枢密使长西府，会韩魏公为元宰，二府协力，以赞丕命，英宗皇帝遂继大统。公之勋烈，辉映万世。乃退身养道，十有馀年，康宁寿考，薨于正寝。而朝廷赠有诰，谥有议；士大夫慕公之德者，哀有词，祭有文。及铭于圹，纪于碑，而状于太史者，皆所以述公之功德。然尚得其髣髴，而未之尽也。至今上特题其碑之额曰「清忠旧德之碑」，然后公之大节，于是乎称矣；国家崇德报功之道，于是乎备矣；天下修己为善之人，于是乎劝矣。一举而三善从之，可不谓之美欤？在昔人臣立大节、成大功，为天下士民之所称爱者，未必见知于时君；居高位、席盛宠，蒙遇于时君者，未必见称于士大夫；善其初者，未必能保其终；盛其名者，未必能安其身。如公者兼得而并有之，可不谓之完欤？嗣子虞部君集公之赠诰、谥议、哀辞、祭文、行状、碑志为上下二卷，以藏于家，以传于世，盖孝子继志述事之一端矣，属某名其集而为之序。某以先君文正公有同榜之契，而知公行事为详，义不得辞，请名其集曰《完美》，因以公之大节而叙其说云。

受天之命，既寿永昌（《后汉·光武纪》注引《玉玺谱》：「传国玺是秦始皇初定天下初刻，其玉出蓝田山，丞相李斯所书，其文云云。高祖至霸上，秦王子婴献之。」）。

晋鹿不克，群戎竞逐。乘时崛起。有天时人事，足以争衡中国，得三人焉，亦可谓不碌碌矣。刘渊之起离石也，好学承师，览《史》、《汉》诸子，议论宏远，耻一物不知。其后复呼韩旧业，假炎刘坠绪，役鲜卑、乌丸，如使仆奴；取蒲坂、平阳，如拉朽株。不幸而死，其子聪粲不足有为于天下。石勒擒王浚，走刘琨，南据洛阳，北据襄国，遂降曹嶷，取刘曜。其商搉是非，足以照郦生、子房得失；其雌黄人物，足以定高、光上下，不特雅好文学，考诸生经义而已。仅免其身，子弘弗克负荷，屠其家于季龙之手。苻坚最晚出，恳恳勤勤，尤在刘、石之上。废职之可修修之，绝世之可继继之。农桑于是乎课，学校于是乎立。其用王景略也似智；其不族鲜卑也似仁。若其取卫辰，降慕容晖，逐杨氏而制仇池，掳张天锡而守姑臧，奄长安而君之，有中国文物之盛，拥百万之众，卒土溃而瓦解。尚论古道之君子，临卷慷慨，未尝不太息遗恨于三人也。考论至此，窃意古者仁心仁政，诚自有规模制度，足以立万世纲纪，本数末度，皆有以相副，非徒以颐指气使，耸动天下。而虚文少实，所以夸示于人者，不足以寿国脉而追前哲也。今即三人之事而言之，勒之治差劣于坚，而渊之治又劣于勒。然而愈可纪则愈不立，粗有称则粗有后，著效之相反，而论报之不伦，岂天道高远，非人事之可及哉？坚有兄法，不得志于其母久矣。坚之弑君，本意自立，乃欲诈逊其兄以服众。法虽不许，犹不足以免其死。此其事亲从兄之初，固已不胜其伪。在位二十七年，安于忍而阻其兵。既袭有群雄，残民于锋镝之下，乃欲免其渠魁，以示姑息。好名之證，厥有端绪。至于伐晋一事，尤更昭著。其语道安也，则曰：「天生烝庶而立之君，所以除烦去乱也」。其语太子也则曰：「始皇之灭六国，其王岂必皆暴也」？以区区新造之秦，而有百万不息之师，内有好大喜功之心，而外盗渊、骞、夷、齐之行。鲜卑怨仇，布满畿甸；旧人族类，斥远遐方。心迹之相违，处分之乖谬，转战万里而徼幸于一胜，则坚之败也理也，非暂也。勒事伏利度则执利度，宴王弥则斩王弥，帝王浚而实袭王浚，其诡诈踪迹，亦不可缕数。用陈遐则取其诬谮，任季龙则纵其残虐。方之于坚，虽粗有磊磊落落之意，而其长策不立，欲虚文不实以欺天下，大率相似。渊始事成都王颖，既而背之。假以单于之名，犹未足以厌服其心。乃速建大号于天下，特戎略之杰者耳。彼皆生长晋世，习熟于名公贤士之论，知天下可以力取，而不可以力服，惴惴然欲以信义之名结天下，实非所好。王景略号称贤佐，犹不免拘拘政刑，无一毫宽大意，而况于陈元达、张宾、徐光之徒，日有性命不虞之忧，而望格其非心，跻之于圣贤，有天下之域，不可得矣。汉高祖未定天下，以关中为腹心，以丞相府图籍文书为政事，以三军缟素为基本。已定天下，则次律令，申军法，定章程，制礼仪，日不暇给，而规模宏远。光武投戈讲艺，息马论道，特见其迹者耳。北匈奴和亲之议，不用臧宫、马武之策。交阯二溪蛮比岁间作，所用为将者，必以马援。心迹相应，昭不可掩。载祀四百，未为幸也。项籍仁而敬人，瞋目叱咤，人马辟易。然起事而刺殷通，有天下而逐义帝，宰天下而使人怨不平。周世宗斩樊爱能、何徽，军声大振。取秦凤，平淮南，力非不足，而其功业所就，不过如此。论帝王子孙万世之计者，可以鉴矣。

言传国玺者多矣，讫无定说。原其所由，则人主身自服之，非臣下之所常见，道听涂说，未免差误，传记杂录，易以湮没（原注：《旧唐·经籍志》有纪僧真《玉玺谱》一卷，姚察《传国玺》十卷，徐令言《玉玺正录》一卷，而僧真、姚察之书久不传矣，《馆阁书目》中亦无徐令言《正录》，而其说或亦谓之《玉玺谱》，间见诸书。唐章怀太子注《后汉·光武纪》，已用其说。今仅有蜀本《朝士谈》一书，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，其叙玉玺事颇详，最无依据。）。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，又以徐令言、李石之说参于其间，尤更牴牾（原注：令言信《北齐书》之说，谓永和所得之玺，即秦玺也，与《晋纪》不同。又谓侯景既败，侯子鉴盗其玺，走江东，惧追兵至，投诸佛寺，为栖霞寺僧永所得。陈永定三年，僧永死，弟子普智奉献。陈亡，玺传于隋。不独晋非此玺，而陈隋亦无此玺矣。李石信《晋阳秋》之说，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，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，乃送建业。不独晋不得此玺，而永之崛起，亦无得玺之理。语在《永和玺》注。）。正史所载亦多不同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，士大夫以纸出之，当职官手自摹之，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（原注：郑望之《秦玺跋》云：绍圣四年初献秦玺，诏百官杂识视。时先君为尚书郎，乃请以纸出之，遂得其真。《金石录》云，咸阳所获传国玺，初至京师，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，诫手自摹印之，遂传于世。）。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，不得而尽考也（原注：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，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，当是据崔浩而言。崔浩《汉书音义》曰：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。舒元舆云：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，而飞上天矣，则其玺当为白玉。徐令言云：其玉出蓝田山。蔡京等云：其色绿如蓝，则其玺当为绿玉。《石虎别传》曰：武乡长城县韩强，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，与玺同文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虎以为瑞。则又有玄玉者矣。）。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，与白色、绿色、玄色并出之异，然后辨史氏之差误，众说之不根，使后之君子有考焉。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，各服所好。秦独天子称玺（原注：出《汉旧仪》），始皇作传国玺，使丞相李斯书之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（原注：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旧《吴书》之文如此。应劭《汉官仪》曰：天子有传国玺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且康。」《吴志》注云：「且康」、「永昌」二字，未知何者为得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秦玺面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玺上隐起为盘龙文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是皆未见真玺者也。考正史及众说，未尝有「且康」二字，其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已两至本朝。其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自晋传隋，亦不闻有背文、面文之说也。且既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则其背文不应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意同而词不律，非古人之意也。）」。汉高帝入关至灞上，秦王子婴系颈以组，降轵道旁，封上始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高帝纪》。）。后诛项籍，即天子位，服御其玺，世世传授，号曰汉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汉官仪》以为子婴上始皇玺，高帝因服御之，恐未必如是之遽也。）。周勃诛诸吕，废少帝，尝手贯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史记·世家》应劭注。）。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，下廷尉，薄太后谓文帝曰：「绛侯绾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顾欲反耶」？文帝乃出之（原注：出勃本传。）。昭帝时，殿中有怪，一夜群臣皆惊。霍光召尚符玺郎，郎不肯授光，光欲夺之，郎按剑曰：「臣头可断，玺不可得也」。光甚谊之。明日，诏增此郎秩二等。后光废昌邑王，即持其手，解脱其玺组，奉上太后，乃立皇帝（原注：并光本传。）。哀帝崩，无子，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，收取玺绶（原注：出《王莽传》。《太平御览》载，哀帝将崩，以玺绶付董贤，曰：「无妄以与人。」中常侍王闳者，莽叔父也，白元后，请夺之。即带剑至宣德闼，谓贤曰：「宫车晏驾，国嗣不立。君受恩深重，当俯伏号泣，何事久持玺绶，以待祸至耶？」贤不敢拒，跪授玺绶。按《汉书·董贤》、《王莽传》，哀帝置酒麒麟殿，上在酒所，从容谓贤，笑曰：「吾欲法尧禅舜，何如？」闳进曰；「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，非陛下之有也。天子无戏言。」上默然不悦。哀帝既崩，莽白：「董贤年少，不合众心。」收贤印绶。则知元后之未央者，收皇帝玺绶；而王莽所白者，董贤印绶也。《御览》本援引《汉书》，而班固、荀悦之书皆不载，不知何书耶？）。平帝既崩，孺子婴未即尊位，玺藏长乐宫。王莽篡汉，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，后怒曰：「而属父子宗族，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。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时夺取其国，不复顾名思义。人如此者，狗猪不食其馀。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，亦当自更作玺，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」！太后涕泣而言，舜亦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谓太后：「臣等已无可言者，莽必欲得传国玺，太后宁能终不与耶」？太后闻舜语切，恐莽欲胁之，乃出汉传国玺，投之于地，以授舜曰：「我老已死，知而兄弟今族灭也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玉玺谱》曰，元后投之于地，玺上螭一角缺。而正史不载，至《吴书》乃始见之也。）」。及汉兵诛莽，莽带玺绶避火渐台，商人杜吴杀莽取绶，不知取玺及莽头。公宾就见绶，问绶主所在，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。宪得玺，无所送。妻莽后宫，乘其车服。越四日，而李松、邓晔入长安，斩宪，送更始大司马谢禄，而玺归更始矣。赤眉杀更始于高陵，立刘盆子为帝。建武三年，光武征赤眉于宜阳，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，乃诏先帝玺绶，归之王府，斯乃祖宗之灵，士人之力。其择吉日，祠高庙，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，乃受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光武纪》。）。灵帝既葬，少帝在位，献帝未立，宦者张让、段圭作乱，劫二帝幸北宫，又走小平津。掌玺者奔散，并失其玺。让、圭等既诛，二帝既还，得六玺于阁上，而传国玺独未得也。董卓废少帝，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。初平改元，山东州郡起兵讨卓，卓迫帝都长安。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，破虏将军孙坚，以袁术之命入洛阳，扫除汉宗庙，平塞诸陵。坚军城南，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气，举军惊怪。坚令人入井，探得传国玺，方圆四寸，纽盘五龙，上一角缺（原注：此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《吴书》之言也。此玺元后投之于地，旧不言一角缺，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。）。明年，坚死，袁术将僭号，拘坚夫人而夺之（原注：出《山阳公载记》。）。术僭号二年而死，荆州刺史徐璆得玺，还许上之汉（原注：出《朝士谈》，与《山阳公载记》相表里。但《载记》节文见于《吴志》注与杂书，未见全文，恐亦出《载记》也。而《玉玺谱》乃云，袁绍有僭盗意，拘坚妻，逼求之。绍得玺，举兵以向魏武，魏武恶之。绍败，得玺还汉。恐不然也。按坚为破虏将军，乃袁术之意。坚死后，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，策载母徙曲阿，继从袁术，其不为袁绍所拘，事理明甚。）。魏文帝将受汉禅，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（原注：后，魏武女也。）。后怒，以玺绶抵轩下，因涕泣横流曰：「天不祚玺（原注：出《穆后传》。《续汉书》云：「天不祚此玺。」其义亦通。按《魏志·贾逵传》；魏太祖崩，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，从军从长安来，问逵先王玺绶所在。逵正色曰：「太子在邺，国有储副，先王玺绶，非君所宜问也。」是时魏未受禅，所问者魏王玺绶耳，非传国玺绶也。）」。司马师将废齐王芳，使郭芝入白太后，取玺绶置坐侧。及迎高贵乡公，又请玺绶，后曰：「我见高贵乡公，小时识之，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（原注：出《魏略》。）」。自魏传晋，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。其后平吴，不过得金玺而已（原注：出《晋书》。《御览》引《拾遗录》曰：晋太康平吴，孙皓送六金玺，云无玉工，故以金为印玺。）。惠帝时，赵王伦篡位，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，夺玺绶。伦败，帝反正，曰：「阿皮捩吾指，夺吾玺绶，不可不杀」。阿皮，威小字也，于是诛威（原注：出威本传。）。怀帝永嘉五年，岁在辛未，王弥入洛阳，执帝诣刘曜，而传国玺不可考矣（原注：《晋书》载永嘉末，洛京不守，玺为刘聪所得。及石勒灭刘氏，玺入伪赵。冉闵诛石氏，玺又入闵。及是四十二年，而玺复归于晋。然其文乃曰：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。」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不同。《北齐·辛术传》云：辛术镇广陵，获传国玺，送邺，文宣以玺告于太庙。此玺即秦所制，方四寸，上纽交盘龙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且言二汉相传，至魏晋没于刘聪，至穆帝永和中得之，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。景败，得于郭元建，而术以进焉。按永和所得玺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至隋犹在，载于《礼仪志》者甚详。而所谓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寂无闻见，则知《晋史》所载者为是，而《北史》所载者为非也。唐贞观撰《晋史》，其志书最为详备，不应有此玺而不录。《玉玺谱》云：玺属石勒，勒刻一边云：「天命石氏」。此题今不复存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，刻其旁为文曰「天命石氏。」其说既不相同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，不知所见者为何玺，不敢以为秦玺也。惟永和所得，乃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八字，粗有传授，亦谓之传国玺，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。马端临《通考》：梁末侯景之败也，以传国玺自随，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，曰：「若我死，宜沈于江。勿令吴儿复得之。」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，从者弃之草间，至广陵以告郭元建，元建取之以与辛术，术送之至邺。按郭元建，侯景之党，景败，以广陵降王僧辩，既而复降于北齐，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。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。石氏败，玺复南归于晋。历宋齐梁，至侯景之败，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。）。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，方四寸，厚二寸，文同秦玺，然其色玄也，不知为何代之玺（原注：出《石虎别传》。按石虎即伪位，在晋文咸康乙未，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。而得玺之年，不可考也。武乡乃上党属邑，本朝初属潞州，后析为威胜军。）。秦苻坚为姚苌所执，当晋孝武太元十年，岁在乙酉，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。苌求传国玺于坚，坚曰：「小羌乃敢干逼天子，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？玺已送晋，不可得矣」。史不书其玺文，又无送晋之事，不知此为何玺（原注：出《载记》坚传。）。又六十一年，岁在丙戌。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，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，魏毁邺城五层佛图，于泥像中得玉玺二，其文皆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一刻其旁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。史不言其玉色、工制与其方广、厚薄，既曰魏受汉玺，或者真传国玺也。不知魏晋之间，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，何耶？既有二玺，则传国玺已有其副。自太平真君以后，历东西魏周齐隋唐，而此玺未尝见于史。后魏承平甚久，不知何从失之。本朝绍圣四年，岁在丁丑，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，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，诏尚书礼部、御史台、学士院、秘书省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。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：按所献玉玺，其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其背螭纽五盘，纽间有小窍，用以贯组。又得玉螭首，其玉白如膏，亦温润。其背亦螭纽五盘，纽间亦有贯组小窍。其面无文，与玺相合。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。今考玺文，为秦玺可知。其玉乃蓝田之色，其篆乃李斯小篆，其文则刻而非隐起，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，乃虫鱼鸟迹之法，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，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，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，非以后所能作明矣。臣等被奉诏旨，得与讨论，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所有玉玺，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（原注：蔡京等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其说是矣。但其奏有云，曰「皇帝寿昌」者，晋玺也。曰「受命于天」者，后魏玺也。则「既寿永昌」者，秦玺可知。迁就欺罔，无所不至。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晋得此玺，如今得秦玺也，岂可谓之晋玺？至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。今乃析而二之，以「受命于天」为后魏之玺，以「既寿永昌」为秦玺，其为面谩也甚矣。邵武《后录》：绍圣元年，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，得玉玺一，方四寸，篆文如凤鸟之状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按《玺记》云：秦始得卞氏玉，刻以为玺，元后取玺投之地，故一角缺。验之皆合，唯记云色黄，此青苍色耳。又云背亦刻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则无之。有司奏上，廷议以为瑞，改元元符，命段吉以官。至靖康，金人取去。）。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。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：按《国朝会要》，元日、五月朔、冬至，并行大朝会仪，乞以礼祇受，群臣称贺。从之。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，诏词臣撰乐章，付太常寺，应奉朝会之用。丁酉，诏传国宝检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。五月戊申朔，行朝会礼。己酉，大赦天下。癸丑甲寅，恭谢景灵宫。戊午，宴于紫宸殿。丙寅，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（原注：出《泰陵宝录》。）。徽宗即位，以白玉作受命宝，为八宝之一，其方四寸有奇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。大观元年十一月，诏八宝初成，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。尚书省言：受命宝非常用之器，唯封禅则用之。则大观以后，本朝有绿白二玺矣（原注：出《会要》。谨按《御制八宝记》云：受命宝，其玉蓝田，其制秦也。不可以传示将来，贻训后世。方参稽宪度，自我作古，有以宝玉献者，色如截肪，气如吐虹，温润而泽，其声清越。有以古篆进者，龙蟠凤翥，鱼跃鸟飞，奇耦相生，纵横得所。有以善工进者，雕琢众形，如切如磋。分毫析缕，不见其迹。四者毕备，于是揭而玺之，乃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作受命宝，其方四寸有奇。蔡绦云：得秦玺而无检，螭又不缺，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。自有玺后，考验甚详，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。旧说螭一角缺，未有言其检者，此又绦之凿也。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，不得不致疑耳。）。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，盖三十年。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，又九十四年矣。永和玺者，不知其何时作也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与秦玺不同（原注：《北齐·辛术传》以其文为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误也，已于秦玺辨之。）。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，今故以永和名之，谓其以永和至晋，而名始着也。其制度精密，非当时僭伪所能办（原注：《晋阳秋》云：鸟篆隐起，巧丽惊绝，与传国玺不同。《隋志》云：螭兽纽上交五盘螭，鸟篆隐起。）。自洛京失守，南北纷争，假托天命者，皆欲得此玺。变诈百出，无所不至（原注：《晋·载记》，冉闵弑石祗，僭大号，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，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：「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，云玺在襄国，其言信否？」祎曰：「平寇之日，在邺者略无所遗，玺何从而向襄国？」《载记》又曰：冉闵既败，慕容隽欲神其事，诈言历运在己，闵妻得玺以献，号曰奉玺君。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元玺。又《玉玺谱》云：元帝渡江后，数世无玉玺。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。或谓元帝大兴三年，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，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，非中国之玺也。）。晋永和虽得之，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（原注：《载记》又言：冉闵被执，其子智尚幼，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。濮阳太守戴施应之，次于棘津，猗至施止，不听进，责其传国玺。猗归以告干，犹豫不决。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，登三台助戍，谲之曰：「今且出玺付我，凶寇在外，道路梗涩，亦未敢送。当遣单使驰告天子。天子闻玺已在吾道，当遣重兵相援。」干信之，乃出玺付融，融使赍玺驰还。或谓何融以赏得之，或谓戴施取之以计，乃使何融驰还。或谓冉智以玺付之，非蒋干也。大要是何融、戴施共谋取之，冉智年幼，听命于蒋干，不足深辨。《晋阳秋》云：雍州玺者，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，方六寸，厚一寸七分，蟠螭为鼻，合高四寸六分，四面龟文，下有八字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云是慕容所制，未详厥始，此则误也。八字载于永和八年《晋纪》，不可泯没。慕容永崛起小丑，草创简陋，寻为慕容垂所杀，安得更自制玺？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，父子雄据一方，犹以不得玺为耻，诈封奉玺君，而况于永乎？其言未详厥始，则不根甚矣。）。姑因史氏诸家之说，推本而铺叙之。永嘉五年，王弥陷洛阳，得六玺送刘曜，曜送刘聪，而此玺在其中（原注：洛阳陷时，与秦玺当皆送刘聪，而秦玺不复传授，疑乱兵失之。）。聪死，子粲嗣位，其大司空靳准作乱，自称大将军，执粲杀之。及准为乔泰等所杀，推靳明为盟主，遣卜泰奉玺于曜。曜大悦，谓泰曰：「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」。石勒闻之怒，增兵攻明。及曜败于石勒，其子熙奔上邽。石虎克上邽，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。向所谓六玺者，止有其一，此外特太子金玺耳（原注：已上并杂出《晋书·载记》。按天子有六玺，曰天子之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信玺、皇帝之玺、皇帝行玺、皇帝信玺，所用不同。应劭《汉官仪》及诸史皆详言之，与传国玺并行于世。自永嘉以后，每言传国六玺，则是六玺不皆在，与传国玺合为六耳。《前凉录》载，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，于青涧中得一玉玺，钳纽，光照水外，文曰「皇帝玺」。《后周书》曰：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，纽有文曰「皇帝玺」，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。至唐贞元二年，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「天子之宝」，亦可见矣。赵封送玺于勒，止有一玺，于此可见。）。石勒既死，石虎篡立。虎死，其子世嗣位。石遵、石监、冉闵相继篡立，闵为慕容恪所执，其子智守邺尚幼，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（原注：《燕书》曰：元玺六年，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，猗负玺行数里，天黄雾四塞，不得进，易取行玺始得去。此事虚诞，全不可信。），永和八年，玺至建业，百寮毕贺（原注：出晋《穆帝纪》。）。自晋传宋，宋元凶劭作乱而败，不见传国玺。问劭，乃云：「在严道育处」。就取得之。孝武即位，拜蔡兴宗为侍中，每言得失，无所顾惮。帝新拜陵，尝使负玺陪乘。宋末，谢朏为侍中，领秘书监。齐高帝将受禅，朏当日在直，百寮陪位，侍中当解玺。朏佯不知曰：「何公事」？传诏云：「解玺授齐王」。朏曰：「齐自应有侍中」。乃引枕卧，传诏惧，乃使称疾，朏曰：「我无疾，何所道」？遂朝服步出东掖门，乃登车，仍还宅。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，既而武帝请诛朏。高帝曰：「杀之则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（原注：并出《宋书》。）」。自齐传梁，至简文帝，为侯景所篡。景败，其玺不知所向。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，献于文宣，文宣以告太庙，而此玺居其一也（原注：《辛术传》云：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推原所自，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，使督护何融送建业，历宋、齐、梁至侯景败，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，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，而术以进焉。其玺文与《晋纪》不同，疑术传误也。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，而辛术自是一玺，特术传引用之误，亦是一说。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，而辛术玺所谓「受命于天，即寿永昌」者，齐陈之际，略无所传，知其误也。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，而术传只载传国玺，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。先是齐受东魏禅，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，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，曰：「尔不及一老妪，背负玺与人，何不打碎之？」事见《魏景穆十二王传》。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，八玺之中，亦必有所谓六玺者，特宋齐所传，非西晋之旧也。）。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，自六玺之外，止有传国一玺，白玉为之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是物也（原注：《隋志》载北齐玺，自传国玺、六玺之外，止有木印，则辛术、元韶所进之玺，已不能全矣。）。北齐、西魏皆并于后周，始与神玺并行于世（原注：西魏大统三年，槐里获神玺，大赦，不言其文也。独《隋志》言，神玺、传国玺皆宝而不用，神玺明受之天，传国玺明受之运，则神玺之文，亦有关乎天命者矣。）。开皇三年，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（原注：出《隋文帝纪》。《朝士谈》云：开皇九年平江南，得真传国玺，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。此又不考本末者也。秦玺失于晋永嘉，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，永和玺复归于晋，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，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？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，犹之可也。况西魏、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，非开皇所改明矣。）。隋之亡也，玺没于宇文化及。化及败，为窦建德所得。唐武德四年，克平东夏，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，而受命玺实在其中（原注：化及之事，虽出于《朝士谈》，而正史不全载，然新旧史于《建德传》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，则炀帝失之于化及，化及失之于建德，其事明矣。）。唐有受命玺，以封禅礼神，即其旧也（原注：《新唐志》载，神玺、受命玺之外，止有天子、皇帝六玺而已，是谓八玺。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，岂通传国而为九耶？志言八玺甚备，而传国玺独无所言，是误以受命、传国为二玺矣。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。）。太宗贞观十六年，复刻受命玺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而受命之名，复自别于传国玺矣。武后长寿二年，尝改玺为宝。中宗神龙元年，又改宝为玺（原注：此三事，皆出《通典》，而本纪不载。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，书作七宝而已。）。玄宗天宝十载，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，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（原注：肃宗乾元元年，上皇天帝御宣正殿，授皇帝传国、受命宝，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，而旧名不废也。）。五代乱离后，其玺不复存矣（原注：蔡绦《国史后补》云：国初创业艰难，诸宝多阶石为之。元丰中，始诏依古作六玺，有玉而未成也。《会要》云：唐末六玺亡失，国朝铸以金鍮。太宗雍熙三年，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，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，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，铸以金，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。）。受命宝者，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，其一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二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皆有受命之文，而未以受命名之也。隋文帝受周禅，遂有东、西二魏之宝，其名不一，而所谓传国玺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永和玺也，其传最远。开皇三年，始表异而出之，名曰受命玺，而受命之名立矣。隋传之唐，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。贞观十六年，乃自作受命玺，以白玉为螭首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是隋、唐之际，各有是玺，而其文则异。本朝继五代之后，二玺皆不复存。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真宗即位之初，中书门下言：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，诏可，而不言其制度也（原注：《会要》误以膺字为应字，而《长编》不载，旁见于《宏词类编》者，乃作膺字。虽不足据，然累圣皆作「恭膺天命之宝」矣。）。大中祥符元年五月，有司详定封禅仪，请以玉牒、玉册并刻字填金，联以金涂银绳，缄以玉匮，置石䃭中。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，印以受命宝，宝方一寸二分，文曰「恭膺天命之宝」，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（原注：《会要》云：请依旧制，别造玉宝，文同受命宝，则是八字皆同，而《长编》止载「恭膺天命之宝」六字，盖节文也。是时又作「天下同文之宝」，铸以金，以封石䃭。《会要》虽云封匮封䃭之宝，而不言别作，则又略也。）。乾兴元年，仁宗即位，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：皇帝登位，所有受命之宝，并缘宝法物，请下文思院少府监。从之。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，诏以宫城火，重制皇帝受命宝，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。嘉祐八年，英宗即位，六月十三日，翰林学士范镇言：「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，欲举而葬之，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。其受命宝，乞陛下自宝用之，且示有所传付」。诏检讨检寻典故，及命两制礼官详议。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：「受命宝者，犹昔传国玺也。宜为天子传器，不当改作。谓今宜从省约，以称先帝恭俭之实」。其后别造受命宝，而所议弗用。元丰八年，哲宗即位，门下侍郎章惇言：「奉诏篆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『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』为文」。从之（原注：以上并出《会要》。）。即是以观，本朝皇帝即位，皆作受命宝，而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矣。但前乎真宗，则有太祖、太宗之世，后乎真宗，则神宗居英、哲之间，而受命宝亦不作，岂作辍亦随时耶？将史失之耶？哲宗得秦玺，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，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，是哲宗有两受命宝，而秦玺其一也。徽宗初年，亦作受命宝，因秦玺之旧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，则徽宗之受命宝，不复用「恭膺天命」之旧矣。既作受命宝，又作镇国宝，及天子、皇帝行信六宝。大观元年，八宝皆成，十一月十一日，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（原注：镇国、受命本是二宝，而《会要》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，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。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又诏八宝之名，一曰镇国神宝，二曰受命之宝，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。《会要》何为并载耶？）。今皆不存矣（原注：朱丞相《秀水閒居录》云：靖康京城失守，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。但八宝既失，而镇国宝独存，其文所谓「范围天地，幽赞神明，保合太和，万寿无疆」者，则又朱丞相误也。镇国宝文九字，曰「承天福，延万亿，永无极」，而「范围天地」以下十六字者，谓之定命宝，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。合定命宝言之，谓之九宝。靖康八宝皆失，而定命宝独在。蔡绦《国史后补》载九宝甚详，与《御制八宝记》及《会要》诸书皆相表里，当以绦说为正。）。予讨论玉玺本末，有所谓《云麓漫抄》者，乃赵（原注：彦卫。）景安之所作，予未之见，疑犹有遗论也。讨论粗定，乃于亲戚间见之，顾其说微有差误，不足取信。且如秦玺之为玉，或云和氏，或云蓝田，要当指一物为证。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，命李斯篆书，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，何也？献帝初虽失玺，后复孙坚得之，再入袁术，而徐璆以上于许。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，何也？曹操虽不受汉禅，而子丕实受之，刻玉玺之侧，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，虽真伪未可知，未尝指言操所刻也。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，先取其玺，何也？晋元帝渡江，数世无玉玺，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，其后永和得玺，君臣相庆。今云三国鼎立时，有假版天子之语，何也？秦以前为方寸玺，至始皇侈而大之，乃作受命玺。今云方围四寸，其为伪无疑，何也？如此等类，不可胜举，姑举其概以自志焉。

惟得道之士，然后能全其高；惟乐道之君，然后能遂其高；惟慕道之贤，然后能崇其高。先生汉光武之故人，光武既有天下，先生独隐沦渔樵间，非傲轩冕也，而轩冕不能汩；非耻功利也，而功利不能污。玉之洁，冰之清，后世无得而称焉，非得道之士能之乎！光武为中兴英主，思故人而访之，既至，同寝处无閒，非不欲宠之以爵位，厚之以稍廪，乃纵其飘然长往，终不敢屈，非乐道之君能之乎！先生没千有馀岁，迨我本朝，文正范公来典是邦，始即其游钓地设像建祠，为文以表大之。岁久，栋宇颓圮。淳熙庚子，太守萧公燧复加缮治，易腐支倾，亦既载新。未几，守僧不戒于火，一夕煨烬。公亮始至，恧然有动于心，方度材会役，未及有为。明年提点刑狱刘公颖以执事按临，相与叹息。乃与安抚张公枃，转运钱公冲之，提举石公起宗，各捐缗钱来助其作，其致志卓越，夐然与文正相望于百五十年之间，非有慕道之诚，畴克尔哉！于时岁事再登，工力颇裕，视前之轮奂有加焉：曰三贤堂，曰客星阁，曰招隐堂，曰羊裘轩，规模高耸，皆踰旧制，且别创遂隐、记隐二区，以翼于三贤堂之左右。寓僧有舍，休客有馆，山巅之台有亭。辟登坛之道，而级之以石，道先有亭以憩，视坛稍远，复为亭于中以便游者。阁之东偏有泉，其色如玉，亦亭于上，榜曰玉泉。因笔其始末，以昭诸贤使者崇高之志云。淳熙乙巳十有一月朔，郡守东阳陈公亮记，锡山尤袤书，开封赵公孚篆额。

刘轲谨再拜相公閤下。先献书三日。轲将出通化门。其心迟迟然。若虚其腹。如未厌其食者。且曰。今嗣圣重光。相公登庸。天下裹诚蓄志之士。将不远千里。愿献计于相公者固多矣。适会其时。得观光辇下。云欲出东门归江湖。业为儒生。阅天下利病。苟无一词闻天下善否。将何以见江汉之士。故退于逆旅。思有以效诚于相公者。伏念挈瓶负薪之言。古人不遗。相公其遗邪。某自惟辍耕穷书。或得侍坐于缙绅长者。洎属文驾说之士。每议及国朝相府间事。言贞观则房魏。言开元则姚宋。自贞观数十岁至开元中间。岂无房魏之相邪。自开元数十岁至于今中间。岂无姚宋之相邪。何说者局于四而不至于五六邪。岂无继之者。力不足而追不及邪。将力足追及。而曰非大有为之时。而不能为之者邪。某尝试言之矣。夫北辕适楚。南辕适晋。是不可到。日暮途远。是岂力不足追不及耶。不由其道故也。然则非说者不屈指五六而局于四也。故天子以天下事归于相府。相府以天下事为己任。故伊尹自负以天下之重。周公亦潜心在于伊尹耳。故曰周公兼三王以施四事。夫周公之潜心于伊尹。而不愧为伊尹。独伊尹耻其君不及尧舜。故其心愧耻。夫其存心。直下千岁。无人嗣续。惟梁公郑公。高视千载之上。始潜心于伊尹。且亦惟恐太宗不及尧舜。故得谥以经纬天地曰宗。为不祧之庙。至姚公宋公。又潜心于房魏。亦惟恐元宗不及太宗。故致时雍。复贞观治平之风焉。某请梗概姚宋旧事而言之。诸说以姚之为相也。先有司。罢冗职。修旧法。百官各尽其才。又奏请无赦宥。无数迁吏。无任功臣以政。于是上责成于下。下权归于上。上下交而天下泰矣。故曰姚善应变。所以成天下之务。宋之为相也。以弥纶为己任。亦以笔砚专随。故曰宋善守文。所以持天下之正。繇是四十年间。威振四海。教加百姓。政归有司。绮繻罗纨之家。请谒不行。而戚里束手矣。故生于开元天宝之间。自幼迨强仕。女有家。男有室。耳不闻钲鼓。目不识兵革。故元宗无为。恭事元默而已矣。今上新嗣大位。相公新揭大柄。必欲尽天下善美以调和鼎味。冀所以沃天心而福众庶也。某知相公固亦潜心于姚宋。亦恐圣君不及元宗焉。夫姚宋潜心于房魏。而已无愧于房魏。今相公已潜心于姚宋。讵得有愧于姚宋邪。夫惟无愧。实在应变成务。守文持正。践其迹必至其所至。俾后人之谈者。自四公而加相国焉。相公必以是为心。某知相公未得高枕于庙堂之上者有四矣。孔子曰。不患寡而患不均。今缘边八镇之士。闻六军之人坐以受赐。莫不开口以待哺。将欲贾馀勇以壮边势。惟恐不厚于六军之赐矣。此亦赏过乎功者不得不摇心也。非所谓至赏不费。赏明而教行者也。某切谓相公未得高枕于庙堂之上一也。圣上自储副即祚。盖三代不刊之事。虽巷儿街童。知其必然。彼贪天之功者。以为房闾永巷。北宫贞伯子之能事。必阴教是谋。出一时之策画。宠以怀黄垂组。不谓无恩矣。脱或天光独私。恩无与对。使权量天下轻重。以专备顾问。虽贤如史游。纳忠勤心。恐必渐宏恭之势矣。古之贤圣。遏祸于未芽。芽而滋之。根著而不可拔矣。某谓相公未得高枕于庙堂之上二也。昔西京初。留侯讥高祖表用萧曹故人。东汉初。邓禹戒光武以功臣专任。贞观初。太宗自秦府登极。有上封事者。请以秦府旧兵追入宿卫。太宗曰。朕方以天下为家。惟才行是取。何新旧为。夫以一家国为言。谁能无私。必以天下为言。孰非王人。而以家国之私于天下也。范煜云。举德则功不必厚。奉劳则人或匪贤。必处非其地。非所以优贷而见惜其功也。故姚宋所以无任功臣以政。其在兹乎。是以门开谁（疑）与长闭。此某切谓相公未得高枕于庙堂之上三也。日者有自边兵来。曰凡事阅于目而可寘于口。非凿空架虚事游谈者也。且国家所以禦戎狄为边垣者。朔方为大。夫朔方去戎虏不数百里而近。使胡尘不至于亭障者。实以邠泾之镇。虏不敢东顾。自燕盗已来。惟朔方多军功。内以遏不轨。外以拓胡虏。故朔方之于朝廷。虽手足之捍头目。不足过也。比者奸回秉政。司计者析秋毫以刻肌骨。非红粟腐帛。不及于边兵。无衬甲之服。以赤肉冒流矢者。骈门皆是。统率者虽章连十上。帝阍九重。留中莫闻。至有抽刃垂颈。祝殇祷死。贵为节制。犹无憀若是。矧责由卒隶。尚安能固其生与戎狄攻斗邪。今钓怨者既逐。新恩已大洽。相公必深维前弊。思有以矫之之术。以庙算决胜。授成策于边将者。古人以天下喻一身。以四边同支体。以中国视心腹。支体有疾。心腹安得无忧乎。善言边兵者。以河陇不如燕蓟。燕蓟不如朔方。朔方军之地连险。小杂虏俗。习骑射击军者。非其父兄。则其子弟。故所以无对于诸军矣。今之存者。皆诸军迁徙。或叛孽残寇之馀。远乡里。别妻子。执戈卧甲。坐不遑暖。胡尘一起。连头应召。必无美利以啖其欲。必无爵赏以磨其勇。以之防塞。可谓连鸡矣。此某谓相公未得高枕于庙堂之上四也。古之相天下者。独劳一身役一心范天地。而俾无遗事于天下也。盖存乎任使而已矣。传曰。使智者虑。义者行。仁者守。又曰。使智者佐仁者。此舜所以穆四门而贞元首者也。某所以首多士之伍进。希相公必首而纳之。然后开平津之阁。待白屋之士。且问曰计安在。知政理致君之策。骈肩出于门下矣。若然者。吾君不愧于二宗。相公不愧于四公。何有力足以追。而曰非其时。而不为之者邪。此小生汲汲于私心。诚在乎此。切欲使后之秉史笔者。直书萧相公故事。亦以无愧辞于史官焉。某不胜区区之志。唐突尊重。伏惟矜其意而宥其罪。某恐惧再拜。

《左氏传》遭战国寝废，后百余年，鲁人谷梁赤为《春秋》，残略多所遗失。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，弥离其本事矣。《左氏传》于经，犹衣之表里，相待而成。经而无传，使圣人闭门思之，十年不能知也（《意林》，《经典释文叙录》，《史通》十四，《御览》六百十。案：君山推崇《左氏》如此。《史通》十四又引《东观汉记》「陈元奏云：光武兴立《左氏》，而桓谭、卫宏并共毁訾，故中道而废」。事与《新论》违异，所未审也。）。

秦吕不韦请迎高妙，作《吕氏春秋》。汉之淮南王，聘天下辩通，以著篇章。书成，皆布之都市，悬置千金，以延示众士，而莫能有变易者。乃其事约艳，体具而言微也（《文选·杨德祖答临淄侯笺》注）。